另眼看G20---G20的期望及期望的由来

一、            定义

1、精英主义（英文：elitism）：是从现实主义出发来理解和阐释政治与社会的结构及其发展的一种理论。

精英主义认为一些特定阶级的成员，或是特定人群，由于其在心智、社会地位或是财政资源上的优势，应当被视为精英：这些精英的观点应当被更加重视；这些精英的观点及行为更可能对社会有建设性作用；或这些精英超群的能力或智慧令他们尤其适合于治理。

精英主义与民粹主义相对立。

2、朝圣山学社：是由哈耶克发起成立的一个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学术团体，他邀请了三十多位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这些人有着共同的担心，因为“在地球表面的很大一部分，人类尊严和自由的根本条件已经消失了。而在另一部分，这些条件也面临着现行政策发展的威胁。”他们想要讨论如何与“国家的崛起以及马克思主义或凯恩斯主义的计划在全球的蔓延”这个可怕的形势进行战斗。[1]

成立于1947年4月。新自由主义以复兴古典自由主义为主要特征，宣扬资本主义和市场自由的普遍性，反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度，坚持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是新自由主义的实质和核心。

3、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是精英主义的升级版。认为公民的自由是一种“积极的自由”，即受法律约束的自由。国家是法律的制定者，因而有责任通过国家干预来提供社会成员自由发展所需的外部条件，提供一个民主环境，保证平等的政治自由。

还认为，民主首先要求政治平等，这种平等不只是“机会的平等”，更应该是“结果的平等”。

新自由主义的特点和主要内容是：

1）市场是完全自由的竞争

实质上是撇开人们的社会属性和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不谈，脱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制造一种抽象的“理想市场”作为理论前提。

2）倡导个人主义

每个人在经济活动中首先是利己的，其次才是利他的动机和行为。集体的利益是个人利益的总和，任何集体的利益的实现不应该以压制合理的个人利益为代价。社会目标不能抑制个人目标。

提倡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

自由选择是经济和政治活动最基本的原则。应当自由地拥有私人财产，自由地交易、消费和自由地就业。

3）支持发挥“看不见的手”的力量

市场的自我调节是分配资源的最优越和最完善的机制，通过市场进行自由竞争，是实现资源最佳配置和实现充分就业的唯一途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集中决策体制下不可能实现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因为政府不可能有充分的信息做出明智的决策。

4）反对国家过多干预经济

由国家来计划经济、调节分配，破坏了经济自由，扼杀了“经济人”的积极性，降低了生产效率，只有让市场自行其是才会产生最好的结果。因此，只要有可能，私人经济活动都应该取代公共行为，政府不要过多干预。

5）主张私有化

私有化是保证市场机制得以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私人企业是最有效率的企业，要求对现有公共资源进行私有化改革。

4、民粹主义Populism ：又译平民主义，是一种政治哲学，主张普通民众的权益，相信普罗大众的智慧。民粹主义针对精英主义，认为掌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建立的制度和制定的政策损害普通民众的利益，因此民粹主义者往往都是反精英和反建制的。民粹主义者认为全球化对普通民众不利，对统治精英有利，因此也反全球化。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历史上长期受西方的殖民和压榨，民粹主义的另一个表现是反西方，这与反精英、反全球化是一致的。

普通民众总认为受到了统治精英的不公正对待，因此民粹主义的土壤永远是存在的。但是当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较好且普通民众能够分享到发展成果的时候，民粹主义不太容易抬头。如果经济发展比较好，但普通民众认为自己没有分享到发展成果的时候，左翼民粹主义容易兴起，对重新分配收入、提高民众福利的呼声会越来越高，比如说新世纪以来油价上涨时期的委内瑞拉。当经济发展不好、社会矛盾突出的时候，右翼民粹主义更容易占上风，把矛头指向外国人或外部势力，或是国内某个少数族群，当然国内精英也首当其冲，毕竟他们要对当前的问题负责任，今天的发达国家很多都是如此。”

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衰落、终结、消亡、破产、“超卖”[2]，学界已说了很多。今年以来，关于民粹主义Populism的兴起和泛滥，也成为了舆论的热点话题。显然，这两者之间有着某种共生关系，但又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

二、            拉响警报

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报告早在1990年代中期就拉响了警报。1996年世界最富裕的358人的资本净值“相当于世界最贫穷的45%（23亿人）的收入之和”。1998年世界最富裕的200人在过去的4年里资本净值翻了一番，超过一万亿美元，而其中最富裕的3位顶级富豪其资产超过了全部最不发达国家及它们的6亿人口国民生产总值之和。[3] 发达国家内部也是如此，在最近的三十年里，90%的美国人口总收入增长了约15%，而1%最富人群的总收入则增长了150%！[4]

三、            变脸

少数私有者对整个社会的全面控制，这其实也就是马克思一直反复强调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所以，在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各种声音中，马克思主义者仍坚持将新自由主义解读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一种理论表现。

但是，这些为新自由主义准备好的坟墓并没有迎来入殓的尸首。那些想当然地认为一场金融危机足以置新自由主义于死地的人们惊讶地发现，新自由主义不仅没有死亡，反而在政治上更加咄咄逼人，变得愈发强大。他们惊讶地发现，在许多国家，解决金融危机的措施，不仅不是约束疯狂的资本机构，反而是大幅度削减福利和公共开支。

在今年6月IMF的3位经济学家那篇引起很大轰动的文章中，作者只承认新自由主义的错误，最多不过就是“超卖”了，文中写道：“资本开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一些资本流入，如外商直接投资，其中可能包括科技或人力资本的转移，似乎能刺激长期的经济增长。但其他方面资本的流入，如证券投资银行融资，尤其是热门债券或投机债券的流入，似乎既不刺激经济增长，也无法使该国与贸易伙伴更好地共担风险。这表明，经济增长和资本流动带来的风险共担型的利益取决于到底是哪种类型的流动，也可能取决于配套制度和政策的性质。”[5] 这简直近乎于装疯卖傻！犹如一个把病人给治死了的蒙古大夫，煞有介事地当众检讨说：看来毒药和病人健康之间的关系很复杂！

IMF这种玩世不恭的装疯卖傻，本质上与当年“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如出一辙，后者是进攻时的武器，前者是防守时的武器，进攻长矛有多锐利，防守盾牌就有多坚硬，而核心的态度只有一个：无论攻防，我们是唯一的胜利者！

克劳奇在书中写道：“（巨型企业）这种力量具有比前两者（政府和市场）更大的潜力，并能够改变前两者的运作过程。这种趋势始于20世纪，在21世纪初继续发展。金融危机不仅没有削弱它，反而使它更加强化。在这种趋势中，政府、市场和企业已不再相互对抗，而是进行一系列舒适的调整。”

简言之，由政府、市场和企业构成的三元社会结构已成新的现实，而巨型企业成为其中的主导也是新的现实。这个现实将不会随着新自由主义理论的破产和政策的废置而终结。

在西方国家的国内，情况也是一样。华尔街金融企业何以能够在金融危机之后屹立不倒？最迟到2010年，那些导致了金融危机的二级市场高风险交易行为几乎全部卷土重来，金融大亨的说客再次云集美国参议院，对奥巴马政府加强企业规制的提案形成重大阻碍。克劳奇用他“舒适的调整”理论解释道：“几家银行业的大型企业主导人们的经济生活，对整个经济产生巨大影响，使它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公共利益。所以，银行业的崩溃使整个经济也陷入瘫痪。假如这是一个真正的新古典市场，存在大量的市场主体，市场的自我矫正功能就能阻止整个经济面临困境，不会产生如此广泛的后果。但我们面临的是具有芝加哥学派经济特征的市场，而不是新古典市场。企业在这种市场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性，但他们却只对股东负责。”[6]

1960年代美国人的口头语是“对通用汽车有利就是对美国有利”，到了1990年代，这个口号变成了“对华尔街有利就行了”。

不择手段的阶级权力重建政治计划，不会因为理论的局部破产、政策的暂时失效而终结。理论可以重建，政策可以调整，但政治目标一旦确定，将不会改变。

新自由主义化进程，让当今社会中的阶级矛盾再次突显，并且重新定义了阶级概念。“大资本家集团”、“老板阶级”、“国际垄断资本”、“资本国际”、“财阀”、“金融寡头”、“1%”、“私权力集团”…，人们努力识别和确认隐藏在这一阶级重建计划背后的阶级力量以及那些借此获益的阶级力量，但却难以按传统的方式完成这一工作，因为这个新的顶层阶级并无血缘、家族、氏族、种族等稳定的权力基础。乔治·索罗斯与比尔·盖茨，印尼的三林集团与俄罗斯的七大寡头，墨西哥电信大王卡洛斯·斯里姆与媒体大亨默多克，无论从哪方面看，差异性都远大于共同性，也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必然会合谋为一个政治集团。

但他们的确属于同一个阶级。大卫·哈维使用了一个很长的定义：企业董事会的关键成员和执行总裁以及那些围绕在这一资本主义活动中的闺房周围的金融、法律、技术机器的领导人。[7]

在2007年的一项量化研究中，研究者辨认出一个中心集团，其中包括了737个拥有最大控制权的所有者和1347家交叉持股的巨型企业，这些企业中四分之三的股票都由其他企业持有。研究者认定，“一旦这些主体步调一致，就意味着它们控制了相当于全世界所有跨国企业80%市值的一个跨国企业群。”此外，研究者还发现，排名前50名的企业中，45家企业来自金融业。另外，美英法三国体现出强劲的统治力，50家企业中有24家美国企业，8家英国企业，5家法国企业，新兴国家的企业基本没有。

若将这个集团进一步缩小，人们还可以辨认出一个只包括147家企业的更核心的群体，这个被称之为“超级个体”、“资本国际”的小群体控制着所有跨国企业40%的市值，且在内部交叉持股。而位于这个“资本主义核心中的核心”，则是一个由18家金融领域的跨国企业构成的相互关联的密集网络。[8]

18家密切关联的金融企业、147家代表“资本国际”交叉持股的跨国企业、1347家交叉持股的巨型企业，共同构成了一个同心圆型的资本网络。正是这个位于全球资本主义顶端的资本网络，运用它无可匹敌的金融力量，在美英法三国国家力量的支持下，主导了新自由主义在四十年时间里的全球化和大规模的社会改造。因为越来越深化的金融操作，不仅控制了所有的经济领域、掌握了整个国家机器，也在极大程度上决定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1971年8月，美国最高法院法官LewisPowell向美国商会递交了一份机密报告，在这份后来被称为“鲍威尔备忘录”中作者写道：“是时候调度美国企业的智慧、精明和资源来反对那些要摧毁它的人了”。他强调：“力量在于组织，在于仔细的长远规划和执行，在于在不确定的年份里坚持贯彻行动，在于只有借助联合行动和国家组织才能达到的融资规模”。他呼吁，商会要对大学、中小学、媒体、出版社、法院等主要机构发起进攻，以改变人们对“企业、法律、文化和个人”的看法。[9]

一项公开表明要把经济力量恢复到一小撮精英手上的政治计划，一场本质上注定是反民众的、反民主的、反自由的社会运动，却用一种追求自由事业的意识形态成功将自己包装起来，不得不承认这是右派（新自由主义）的胜利，左派（民粹主义）的失败。

综合上述，新自由主义实际上远远没有终结，甚至也没有衰亡，也许在某些方面还更加强大。总体上看，第一、即使很大一部分经过精雕细琢的经济学理论（新古典经济学）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已经土崩瓦解，但那个以“自由”为核心的“概念装置”仍在有效地运转，仍然在生产着各种迷惑人的观念，对广大民众施加着影响。第二、即使整个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全部破产，所有宣传不再有效，但新自由主义在近四十年时间里所产生的巨型企业、所建立的金融霸权、所完成的社会控制，已经构成了当下世界的主要“硬件”，全社会的“基础设施”，无法撼动了。

四、“终于沸腾了”

并不是突然爆发了，意思是，民众对于现实的不满和愤怒经历了一个逐渐升温的过程。这个升温过程，从纯粹经济的观点看，也就是收入不平等的扩大过程。按照一般的理解，当经济统计数据显示收入不平等程度达到了一定限度后，社会不满就应该达到临界点，冲突就应该随之爆发。但显然，这一波民粹主义的掀起，要比临界点的到达晚了很多年。

总之，西方世界这一波民粹主义，与近四十年来的新自由主义是一对共生的孪生子，但两者的关系并不是一死一活，而是共同演进，长期厮打，永无宁日。虽然可以继续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终将孕育出自己的掘墓人的著名论述描述当前资本主义与民粹主义之间的关系，但考虑到新自由主义区别于传统“镶嵌式自由主义”的诸多全新特点，仍应该对当前进入新阶段的新自由主义和新一波民粹主义之间的新型关系进行整体把握。

四、            期望的良方

2016杭州。峰会确定的“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这一主题，与当下世界新自由主义和民粹主义之间的新型关系，将是怎样的一种相互影响？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能否找到平衡，或美其名曰“和谐”的良方，全球值得期待！

[1]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ont_Pelerin_Society

[2]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fandd/2016/06/ostry.htm

[3] United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4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12/jul/13/price-inequality-joseph-stiglitz-review

[5]https://www.imf.org/external/pubs/ft/fandd/2016/06/ostry.htm

[6] 科林·克劳奇：《新自由主义不死之谜》，蒲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4

[7] 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 2

[8] 转引自热拉尔·迪梅尼尔，多米尼克·莱维：《大分化》，陈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9] 转引自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 2